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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纪委原副书记:近4年公务员队伍每年增100万人

文章分类:各地新闻   编辑:黄页网址导航   来源:互联网   时间:2012/3/12 13:20:34   人气:42   分享到QQ空间   收藏到QQ书签   推荐给朋友

  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、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10日在浙江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会议上发言,直陈当前人大在立法和监督工作中的不足。  谈及立法工作,刘锡荣说,发达国家的经验是,只要管好“钱”和“人”,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谈及监督工作,刘锡荣直言,官员严重超编给老百姓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,也给反腐倡廉带来巨大压力。

  管“钱”

  “财政资金像豆腐,政府说用就用”

  “什么时候在北京的这些驻京办没了,就说明人大把‘钱’管好了。”

  关于“管‘钱’”,刘锡荣说的是“预算法”。昨天,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原主任高强就坐在他旁边。高强曾主持了“预算法”修订前期的主要工作。

  刘锡荣说,大家呼吁“预算法”已经很多年,这次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一审。

  A.3.1万亿土地出让金

  是预算外收入

  刘锡荣说,财政收入要全部打入预算。现在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预算外收入,比如政府的基金性收入、各种收费、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,包括去年3.1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,“都谈不上预算监督”。

  “还有社会保障收入。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是养命钱、活命钱,这几万亿元钞票如果监督不好、搞没了,人大也是有责任的。”

  B。钱随意花

  致各地“跑部钱进”

  “我建议,国民收入‘分配法’早就该出台了。我们的‘蛋糕’不小了,几十万亿元。但是‘蛋糕’怎么分,要让全国人民看得清清楚楚。”刘锡荣说,因为这种随意性,造成了全国各地都在“跑部钱进”。

  “那个专项转移支付,你不跑,国家就不给,搞得处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在跑这个。要钱的时候,财政部附近宾馆都住不下,客房价格都特别高。”刘锡荣说,“什么时候在北京的这些驻京办没了,就说明人大把‘钱’管好了。”

  C。政府花钱“先斩后奏”

  民脂民膏全花光

  刘锡荣还提到,“财政资金就像是一块豆腐,政府说用就用了,先斩后奏,到时候人大也只好认账”。

  他还批评“年底突击花钱”现象,“财政纪律不严肃,民脂民膏都花光了。”

  管“人”

  “公务员每年多100万人”

  “国外一发生经济困难,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官员。我们减过谁啊?谁敢减啊?”

  关于“管‘人’”,刘锡荣说的是“编制法”。他说新中国成立至今,都还没有制定过“编制法”,随之带来的是:乱设机构、乱定级别,临时机构林立,人员严重超编。

  A。官满为患,老百姓养不起

  刘锡荣说,因为没有“编制法”,给“买官”、“卖官”留下了无限的空间。

  “要是只有一个岗位,那还买什么呢?有的地方秘书长就有十几个,这怎么可以啊,官满为患啊!”他说,“过去一个县委,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。现在我到乡镇去看,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,小汽车停了好几排。”

  “老百姓再勤劳,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!”刘锡荣说,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,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,一年多100万人,“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,这是历史的倒退。”

  B。官员超编,反腐压力巨大

  刘锡荣认为,官员超编也给反腐倡廉带来巨大压力。

  这位中纪委原副书记首先说,“我们确实感到我们的反腐倡廉没做好,没话说。”他随即表示,这是因为监督力量也是有限的,要监督的官员一旦多了就很难办,“监督10万人和监督1000人是不一样的”。

  他说,对于中国每年要处理10万多名干部,其中省级以上干部10多人,有些外国人不理解,觉得人数太多,“我跟他们说,因为中国的官员人数多,大象身上洗下来的泥巴总比小猪身上洗下来的泥巴多。外国人也就理解了。”

  刘锡荣说,中国的干部只进不出,没有流动体制,也给精兵简政带来困难,“你看国外,一发生经济困难,第一件事情就是减少官员。我们减过谁啊?谁敢减啊?都是上下级关系,面子拉不开啊!”

  提建议

  将审计署划归人大直管

  “党管干部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制度,很多人什么都不怕,就怕党委和纪委。”

  为让人大管好钱,刘锡荣说,他有两条建议已考虑很久,并且多次提过。

  一是把审计署从国务院划出来,给人大直管。他认为,审计署和财政部都在国务院,很多时候就是自己审自己。“地方也有这种情况,一审计,市长说算了,一句话就完了。”刘锡荣说,审计署应该对人大直接负责,并且对大的违法违纪问题要提出处理意见。

  “审计署还要跟中纪委合署办公。”刘锡荣说,党管干部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制度,很多人什么都不怕,就怕党委和纪委。

  谈改革

  “当前改革最重要的是做到‘四分开’,即政企分开、政资分开、政事分开、政府与市场和中介机构分开。”

  “如果一个国家把企业分成等级,必然也会把人分成等级,这样就为以后阶层的冲突、矛盾的激化埋下了伏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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